最初开发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改进战略分析的方法,净评估办公室一直非常低调

为了提高对战略核武器、指挥控制和后勤保障的战略分析,1979年净评估办公室牵头为美国国防部寻找一个更完善的分析系统,在其提出的任务目标中就要求这个分析方法能够包含丰富的作战现实情况和他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22]这个系统最终成为了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在应对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方面,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发展初期就有明确国家行为所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此,该系统设计了国家指挥层模型,将未来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充分表现在模型中。例如,把苏联的各种可能的国家行为建模定名为“伊万
1”、“伊万2”、“伊万3”等,把美国的各种可能的国家行为建模定名为“山姆1”、“山姆2”、“山姆3”等。[23]这样就避免了一般战略分析中对未来预测总是选取一个“最优判断”,而忽略了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个问题。

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由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詹姆斯·史勒辛吉·马歇尔担任主任至今。从尼克松到奥巴马,马歇尔已经经历了8任总统和13任国防部长。为保证研究结果独立公正,净评估办公室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净评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15人。[1]作为五角大楼的内部智库,净评估办公室一直非常低调,并且有些神秘。它对净评估方式没有详细的公开介绍,并且它所做的报告都完全保密。马歇尔本人自进入净评估办公室以后也很少有文章发表。除官方报告和研讨会,他很少参加公开的会议、论坛,或接受采访。互联网上他的文章和访问也是寥寥无几。然而低调并不等于平庸,相反净评估办公室,净评估方法和马歇尔本人对美军长期战略规划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于1973年正式成立,一直由安德鲁一、净评估的定义在学术文献中几乎没有对“净评估”下过定义。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军事助理艾略特·科恩把“净评估”简单定义为“军事均势的评估”。
净评估办公室的一名文职助理工作人员斯蒂芬·罗森也给了“净评估”一个简洁的定义,即“在和平和战争时期,对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2]根据2009年12月23日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国防部指令《净评估主任》给出的定义是:“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等控制国家间相对军事能力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其目的是识别出值得高层国防官员关注的问题和机会。”
[3]
根据以上的定义,就净评估的基本特征和内涵而言,我们可以对其描述为:净评估是具有比较分析、诊断性和前瞻性特征的评估国家安全的多学科分析系统。是一个评估国家间长期政治和军事战略竞争的框架。净评估的目的是诊断与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不对称性,寻求机遇,以支持高层决策者的战略决策。二、净评估办公室的历史沿革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上任当年就组织了一个蓝丝带国防小组(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对国防部的组织管理、研究、采办等情况进行检查,并提出建议。[4]为了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成员全部来自国防部以外各个领域,大多不熟悉国防部的运作。他们在一年后的最终报告里提到,“国防部没有将现有和推荐的项目根据美国及其盟友相对于他们敌人的能力和局限性提供综合性分析的机制,国防部长需要随时得到美国和外国军事力量比较研究和评估,以识别美国军事力量方面存在的和潜在的不足与失衡”,国防部还缺少一个负责对美国和外国军事力量进行客观净评估的机构。[5]因此,他们提出创建一个净评估组,负责“对美国和外国的军事能力及潜力进行净评估。这个组的成员应包括来自国防部内一些部门的官员,和国防部长指派的来自国防部以外的顾问和聘用人员,他们应该直接对国防部长负责”。[6]他们还提出建立长远规划办公室。这可以说是对净评估办公室的首次构想,在这一阶段,知己知彼和长远分析的重要性受到了关注。当时的国防部长莱尔德
对净评估也非常的支持。除了强调净评估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了准备将净评估直接置于国防部长办公室之下的想法。[7]1970年,安德鲁·马歇尔以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身份,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作了《美国和苏联兵力态势净评估》报告。在对比美苏军力后,建议美国创建一种能够定期进行高质量净评估的机制。[8]同年,尼克松总统又指派时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副主任的史勒辛吉对美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和效率等方面进行检查。根据调查结果,史勒辛吉认为情报部门在效率和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并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净评估组,通过经常性对情报界的分析提出质疑和挑战,来提高他们分析的可靠度。[9]最终在1971年12月成立了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净评估办公室。1972年4月,马歇尔开始担任净评估组组长,当时这个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对美国和美国的对手的态势作清晰的描绘。[10]
1973年净评估办公室转隶至国防部长办公室,马歇尔任办公室主任。在很短的时间内,马歇尔为净评估研究方法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基础框架,[11]以满足蓝丝带小组的要求。而这个框架的基本特性都源于马歇尔早年在兰德公司的积累。另外成立净评估办公室的国防部长史勒辛吉也曾就职于兰德公司。因此净评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以兰德公司早期一些研究作为基础,集多种学科和分析方法为一体的一套系统分析框架。三、净评估的特征为了在未来作出可能的安全选择,净评估非常重视长期趋势的分析。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它吸收了经济学、军事史、政治学和组织行为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并运用各种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估。尽管净评估办公室没对其分析方式作特别限定,但以下几方面是净评估特别注重的,或者说是它的几个关键:一是诊断性。根据蓝丝带小组所提出的建议,在国防安全委员会时期就明确了净评估组作用是提供诊断性分析评估,而不是政策规划。换而言之,就是只提供分析,不提供建议和问题解决办法。净评估分析的理想结果是一张政治和军事竞争关系的全面图画,包括每个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恐惧。它是对每个竞争者不偏不倚、客观地分析,包括对自己能力和弱点的冷静评估。然而从最近十年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些研究和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净评估办公室已在超出了原有职责范围,实际上已提出了不少建议,包括军事事务变革、网络中心战,甚至源于净评估办公室的“空海一体战”初始概念。二是针对性、竞争性。净评估实际上也是一种战略评估,而战略评估不同于政策评估和情报分析。它分析的是两个或以上国家的相互作用,因此这种研究首先要有针对性,即要明确谁是对手。另一方面就是竞争性,“竞争”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本质上是互相竞争的,而不是相互合作的。而研究“战略竞争性”是净评估与一般战略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一。它是一个基于相对比较的分析框架,因此一个“正式”的净评估报告应该是一个有针对很强的报告。三是战略不对称性。
净评估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找出自身优势和对手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即识别和利用战略上的不对称优势。而这些都不仅限于军事力量方面,也可能是经济、地理,甚至人种和文化上的缺点。如克里派恩维奇所说“战略最难的部分是识别、开发和利用自身相对于对手所具有优势的领域”,[12]然后将这种不对称优势尽可能地发挥到对手脆弱的领域,从而使对手为这场竞争付出重大代价。净评估非常重视不对称性的重要性,并在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战略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例如,马歇尔与其他两名同事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艾里克,在对世界安全环境变化的分析过程中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前苏联奥加可夫提出的新武器系统将改变未来战争模式的论点是正确的;二是苏联的经济比CIA估计的更差。那么如果美国发展高科技武器,而苏联很可能没有足够资源来发展这些武器并同美国竞争。这些评估结果给他们提供了新的不对称优势。[13]当时被称为比较优势。四是通过基于场景的规划(Scenario-based
planning),以及多样化、多视角以把握全局。
自净评估办公室成立以来,一直依赖基于情景的规划方法如兵棋推演来分析各种军事问题。马歇尔本人早在兰德公司就涉及对战略竞争、场景模拟的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支持了兰德公司对兰德战略评估系统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RSAS) 和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的开发。受他个人背景和分析风格影响,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一般不会只提出一种观点和可能性,也不会急于下结论。马歇尔曾告诫净评估办公室每一个成员不要轻易下确切的结论,不要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这样或那样发展,也不要说我确定什么,每个分析员都需要提出其他可能性和一些不确定性。[14]净评估办公室本身虽然不制定战略,但是它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要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们提出多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使他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能考虑得更周到,从而使美国在同对手竞争中立于不败。另外,尽管净评估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开展评估之前就明确了其特定对手。但它对研究领域却没有任何局限。可以说任何可能影响美国和对手战略竞争关系和安全环境的因素都在研究范围之内。换言之,评估者要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发挥其创造性,提出问题进行评估。净评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分析评工具,其涉及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人口状况、经济实力、预算、组织行为、竞争对手评估、战略文化、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15]等能影响到当前和未来国家安全和战略形势的领域。同时,企业以及商学院的一些成功人士和学者的战略分析成果、历史经验等,也是净评估借鉴的内容。提出净评估办公室想法的蓝丝带国防小组当年打破了陈规,不但让国防部以外的非军方人员对国防部的结构和所作研究进行分析,还鼓励成员之间互相交换观点,多视角看待问题。[16]净评估作为蓝丝带国防小组的产物,一直保持这个传统。因为它的研究人员不光背景多样化,而且还互相了解彼此观点,从本身以外其他学科和领域看问题。这样思维就不容易受到局限。这种框架的最大好处是能保持多视角,从而把握全局。五是长期性、前瞻性。正如《君主论》中所言,在病症初期,很容易治愈,但却很难发现,然而到了后期,病症已经很容易发现,但是要治愈确变得非常困难了。正是由于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很长,净评估认为这就需要对潜在威胁进行长期跟踪分析,以发现其真实的战略意图,分析是否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在此基础上获得战略规划的前瞻性。“识别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地位的战略问题。”是马歇尔在兰德公司就创立的长期竞争性分析方式,以期在战略问题形成初期就能识别它,并为最高决策层提交这些战略意图的发展趋势报告。因此,净评估不光要找出自身和对手的优势和弱点,更重要的是要把握这些优弱点的长期发展趋势以及他们对未来双方力量平衡影响。六是反射性。净评估是一种线性分析方法,它强调不光要客观的认识自身和对手的优缺点,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对这些优缺点的看法——即“反射性”。而这些看法都受到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环境、宗教甚至地理和人种等的影响。马歇尔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引入,并在80年代开始正式使用竞争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17]当时竞争策略主要是利用美国长期的优势针对苏联的长期弱点,然后制定出围绕这些优缺点的军事竞争策略,[18]也是上面所提到的不对称优势。而这种策略经过发展后,被克里派恩维奇系统化并发展为劝阻策略。他对劝阻策略的定义为:如果对手有可能开发、扩展或者转让一些军事能力,而美国认为这些军事能力对其构成威胁或是不利。那么美国就应该采取措施,使对手认为开发或扩展这些军事能力的代价过高,或使其觉得开发,扩展这些能力的收益太低,从而放弃对这些能力的开发或者扩展。[19]而这个策略的关键就是了解双方的认知。最重要的是要对美国自身的认知[20],即确信哪些能力可对对方构成巨大威胁,并使对方确信针锋相对可使其成本/收益比增加,从而使其放弃竞争的意图,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并在这套方案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具有通过战争打败对手的能力。劝阻策略都假设对手会在成本/收益比变化后作出理性的决定。然而理性与否很难界定。一些美国认为非理性的行为,在其他文化、宗教或者政治环境下的对手可能认为都是理性的。因此净评估办公室经常通过研究分析对方的文化、宗教习俗,尽可能与对方的决策层、智库等进行交流,来获得对对手认知的了解。这也是净评估办公室经常会外包一些分析对手认知和文化等项目的原因。特别是9.11以后,因为跟伊斯兰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美国越来越多的意识到了解对手的背景对于如何界定什么对于对手来说是理性决定,什么是非理性决定很重要。在冷战时期,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内部发布保密期刊《军事思想》,专门监控苏联军官的文章。[21]并在实战中多次运用了对敌方认知的了解。例如,奥加可夫在70年代的分析认为美国的信息技术可能带来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并会给美军在未来战争中带来优势。马歇尔受此启发并认为,既然苏联人觉得这些武器和技术那么重要,可能会改变力量平衡,那么美国就应该大量购买和开发这些武器,使苏联人认为他们没有优势,因此避免在欧洲同美国发生冲突。[22]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利用对手的认知采取的劝阻策略。五、结论净评估不光应用于美国军方各部门,还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例如澳大利亚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虽然说是情报部门,但其分析方式和功能都跟净评估办公室很相似。另外,1998年,美国国防部代表团还曾访问台湾,给超过70名台湾军官详细讲解了净评估和战略规划。时任台湾“参谋总长”的唐飞对在台湾军方也设立战略规划和净评估办公室非常支持。[23]台湾“国防部”本部整合评估室下属的净评估处和战略规划司下属的战略研习处[24]都可以说是效仿净评估办公室由美军一手扶持产生的。综上所述,净评估作为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为决策者和战略规划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和分析,并通过分析方法、机构独立性,甚至马歇尔个人和他编织的“净评估网络”,对美国战略评估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平台。庞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通常是按区域或功能组织的,而在这些机构的人员往往只关注自己区域或相关功能的责任,他们往往忽视了更广泛的、战略性的方面。净评估则跨越了这些机构障碍,为国防战略规划人员和决策者们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内部平台,并且在统一术语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沟通、辩论,并推进战略规划的水平。二是提供了一个高层的,公正、客观、透明的分析框架。系统化和透明的分析方式可以减少争议。各军种之间都有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战略分析结果,可能形成各自推行自己方法和成果的局面。造成互不相让,影响大局的情况。特别在国防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一个系统和透明的分析框架,能把握大局,从全局利益出发,考虑国家安全情况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一个透明和长期执行的框架下,各军种和利益团体之间为自身利益所作争执可能减少。资源是有限的,要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以达到预期目标,是战略规划的要点,然而这些都需要一个高层的,公正、客观、透明的分析框架从全局来对资源的分配进行评估。三是在情报界和决策层之间架起桥梁。情报质量很重要,但是美国在冷战初期的经验说明,情报质量经常参差不齐,需要一个分析工具,或者眼镜来对其进行过滤,整理,并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提供一个系统的分析,使其能放眼全局,对长期战略环境以及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认识,并作出最优的决策。四是提供了一个克劳塞维茨式的警醒。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在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考虑军事问题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把高级别的政治分析融合到战略评估中,为战略家与决策者提供思考战略竞争的必要环境,则是净评估另一重要贡献,从面成为支持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很多战略威胁的形成周期很长,少则十年八年,多则几十年。而总统任期只有四年或者八年,难免会因为只看到自己任期内的问题,往往忽略了长远的、战略性的思考。而这样一个独立、公正,并且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方法可以随时提醒领导人,告诫他们可能忽略的长期战略威胁或机遇。但是,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也面临似乎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的困难。尽管净评估是建立在“公正、客观、透明”的基础上,但马歇尔的个人魅力以及个人影响力,甚至马歇尔本人在国会、国防工业部门、智库和五角大楼建立的“净评估网络”,是净评估办公室能保持长久不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同样,我们也有理由担心净评估办公室在将来的“后马歇尔时代”能否继续保持其影响力,毕竟马歇尔已91岁高龄。不可否认的是,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响力还取决于国防部长对它的重视程度,这直接体现在净评估办公室的研究预算上,其研究预算近年来一直在1300-1900万美元之间变动[25],因此在过去39年中,净评估办公室的影响力也是时大时小。另外,“净评估”也面临如很难从各军种获得机密信息进行自我分析,进行评估所需的大部分信息准确度不高或过时,军种利益之争,以及军人与文职官员之间的偏见等挑战。对未来的思考是困难的,人类大脑固有的认知局限性使这一项任务更加艰巨,这也往往会导致有缺陷的分析和无效的战略。但“净评估”不把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简单地理解为零和博弈,从而理顺了战争和战略之间的关系,为美军最高决策层提供系统化的战略评估手段。

[6] DoD, Joint Military Net Assessment 1990,p-V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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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Douglas A. Samuelson , Wargaming for Fun and Profit: A new tool
for competitive analytics, Analytics magazine, March/April 2011, p 6.

[1]JUSTIN ELLIOTT, “Inside The Pentagon’s Idea Factory,”
TPMmuckraker,MARCH 10, 2009,
年6月18日访问]..
[2012[2] Thomas M. Skypek, ‘Evaluating Military Balances Through the
Lens of Net Assessment: History and Applica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 vol. 12, issue 2 :2.[3]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111.11. “Director of Net Assessment.” 23 December 2009.[4]
Gilbert W. Fitzhug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 (Washington, DC: Blue Ribbon
Defense Panel, 1 July 1970), v.[5] Ibid., 31.[6] Ibid., 216.[7]
Ibid., 44.[8] Ibid., 52.[9] James R. Schlesinger, “A Review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port;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10 March 1971), 46.[10] Phillip A. Karber, “Net Assessment
& Strategy Development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uture Implications
from Early Formulations”.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Net
Assess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DC: CSBA, 28-29 March
2008).
15 August 2008. 56.[11] Watts, Ne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12] Andrew Krepinevich, “21stC Force Posture”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QDR, July 7,
2009),视频:,
[2012年6月11访问].[13] Anne L. Armstrong, Fred C. Iklé, Albert
Wohlstetter, Discriminate Deterrenc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egy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an 1,
1988).[14] MICHAEL PILLSBURY, “SECURITY ISSUES: STRATEGIC PERCEPTIONS”
(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AUGUST 3, 2001)
,413.[15] Watts, Net Assessment and Strategic Planning.[16]
Fitzhugh,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17]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C.
Martinage, Dissua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SBA, 2008), 6.[18]
Gregory F. Giles, “Dissuasion: Conceptual,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al
Challenges for the U.S. Combatant Commands”, Strategic Insights,
Volume III, Issue 10 .[19] Andrew F. Krepinevich and Robert C.
Martinage, Dissuasio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CSBA, 2008),
vii.[20]
例如2008年BAH为净评估作的项目:《美国对美-印军事关系的看法》。]
Ibid.[22] Kaplan, Daydream Believers: How a Few Grand Ideas Wrecked
American Power.
Location 157[23] Michael Pillsbury, “The US Role in
Taiwan’s Defense Reforms (ITDSS Conference, Taipei, February 29,
2004).[24]李海同,净评估对国防战略规划之研究 ,53.[25]
《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8月2日,

在1981年1月的一次兵棋模式推演过程中,如图5显示这一过程是如何通过每个代理处理行动,描绘的是从自由参与蓝方小组行动开始,到行动通过红方结束。反之亦然,也可从红方行动开始,到蓝方小组行动结束。[4]

[①] Paul K. Davis, Cindy Williams, Improving the Military Content of
Strategy Analysis Using Automated War Games: A Technical Approach and an
Agenda for Research
(Santa Monica, RAND, 1982), .v.[②]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 47-50.[③] The Joint Staff ,Fiscal Year 2009
Budget Estimates, February 2008, .696-697.[④]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49.[⑤] Paul K.
Davis, “Influence of Trevor Dupuy’s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Ground
Combat in RAND’s RSAS and JICM Models,” TNDM Newsletter, (Falls Church,
VA.:Dupuy Institute, 1999), .10.[⑥] RAND Corporation, Project Air
Force 50th: 1946-1996
(Washington, D.C., April 11, 1996), .30.[⑦] 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Policy Sciences 15 : 47.[⑧]Paul K. Davis, James A. Winnefeld,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 An Overview and Interim
Conclusions about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83), iii.[⑨]Davis and Winnefeld,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 An Overview and Interim Conclusions about Utility and
Development
Options, vi.[⑩] Bruce W. Bennett, Arthur M. Bullock,
Daniel B. Fox, Carl M. Jones, John Y. Schrader, Robert Weissler, Barry
Wilson, JICM 1.0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 xiii.[11] Bruce
W.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2), 1.[12] Paul
K.Davis, Steven C. Bankes and James P. Kahan, Methodology for Modeling
Command Level Decisionmaking in War Games and Simul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July 1986), v.[13] Bruce W. Bennett, Paul K. Davis, The
Role of Automated War Gaming in Strategic Analysis (Santa Monica,
RAND, 1988), 3-4.[14] Paul K. Davis, H. E. Hall, Overview of System
Software in 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Santa Monica, RAND,
1988), vii.[15] Bruce W. Bennett. et al., JICM 1.0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4).[16]Paul K. Davis, Effects-Based Operations: A
Grand Challenge for the Analytical Community
(Santa Monica, RAND,
2001), 47.[17] Bruce W.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2), vi.[18] James Ong and Michael F. Ling, Using the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for Campaign Analysis
(Edinburgh South
Australia, DSTO Electronics and Surveillance Research Laboratory, 2002),
3.[19] James M. Sims. Politico-Military Gaming: A Method for
Developing Strategy and Security Poli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Republic of Korea-United States Analysis Seminar, Seoul, Korea, 28
September 1987; Ong and Ling, Using the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 for Campaign Analysis.
[20] Bennett, RSAS 4.6 Summary,
12-17.[21] David A. Shlapak, David T. Orletsky, Barry Wilson, Dire
Strait? : Military Aspects of the China-Taiwan Confrontation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Santa Monica, RAND, 2000), 18.

[19] James J Martin et al., “Asian Security Challenges-Planning the
Face of Strategic Uncertainties. Volume 1. Main Report. Technical
Report, 13 February 1990-30 July 1993,”(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 San Diego, CA .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推演过程,类似以打乒乓球的方式在红方和蓝方之间行动,两者不是同时行动,而根据时钟运行和冻结进行兵棋推演程序。这个行动的概念结构可包含各种涉及行动命令。对手代理相互评估其方案,在时钟冻结时间内决定其行动,而军方代理和场景代理则负责考虑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事件。因此,红方和蓝方在每次行动时都会面临一种情况,反映出对手先前行动的结果,这通过严格的处理行动协议实现。

[责任编辑:诺方知远]

马歇尔同一些知名学者也有很多互动、探讨和互相学习。例如,着名未来学家彼得·舒瓦茨曾为净评估办公室做过一个环境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报告。舒瓦茨在其着作《远见的艺术》中就特别警告了那些具有习惯性思维的决策者们,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有着巨大的影响。他提倡用不同的多种未来场景来衡量战略的各种可行性,利用未来多种可能的场景这个方法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锻炼决策者对于未来情景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敏感性。[10]马歇尔也同提出“黑天鹅效应”的着名学者黑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探讨过不确定因素等问题。塔雷伯在他书中也提到马歇尔和净评估办公室副主任安德鲁·梅都明白预测下一个问题的难度,因此提出应该更多投入到如何做准备,而不是如何做到准确预测。[11]


根据自由参与蓝方小组要求的军队行动的复杂性,使用半自动化式的“MARKII”版本时,这一过程周期需要大约30分钟才能完成。如果所有代理均实现自动化,并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那么这个过程周期将会大大减少。


[22] JJ Martin and Douglas C Olin, “Improved Methods for Strategic
Analysis,” Policy sciences 15, no. 1 :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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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RSAS)是一套自动化多场景的“兵棋推演”系统。最初开发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为了改进战略分析的方法,为战略分析开发一个新的框架。[①]这个项目的资助方,国防部长办公室下属的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最初是希望将它用于“评价战略武装力量,评估力量平衡和测试作战计划”。[②]RSAS发展初期主要为研究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而设计,而后在1991年发布的最后一个版本开始转变设计,为研究多极化世界结构进行了改变。在最后的4.6版本,RSAS应冷战后全球安全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并改名为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RSAS和
JICM都分别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的战略制定和作战分析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JICM一直沿用至今,作为联合参谋部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JICM至今在支持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各作战司令部、军种和联合分析人员的分析方面任扮演着重要角色。[③]并被美国军方各个部门乃至其他多个国家的部队所采用。一、RSAS与JICM的起源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冷战进入高峰期,核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防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评估美苏间战略力量平衡。随着战略分析的发展,国防部越发感觉到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不足,并最后决定开发一套全新的方法用于战略力量分析。在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和承包商时,国防部对这套分析方法和推演系统的开发提出了以下要求:要能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分析工具,能在多种情况下和突发事件中对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部队进行评估和比较;能将战略核部队和其他相关的核部队与常规部队一起进行考虑;能将更多的作战行动因素包含到分析中;目前,冲突的很多方面,如太空、指挥控制、反舰等都只是被独立分析,甚至经常被忽略,因此,这个系统还要能将这些被忽略或单独分析的方面完整的包含进去。另外这个推演系统还必须能反映军事原则方面的不对称性,军力态势,可能的战争计划和战术。[④]在经过一番比较后,兰德公司的方法最后得到了采用。在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的支持下,兰德公司国防研究院在1979年成立了兰德战略评估中心(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专门致力于开发一套基于作战模拟和建模分析的自动化、电脑化的兵棋推演系统
以用于改善国防部的战略分析方法。这个项目从1979年开始到后面演变为JICM,一直由国防部长办公室资助。从RSAS开始,这个项目主要由戴维斯负责,一直到1988年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防务规划和分析,从那以后RSAS一直到JICM都主要由他以前的副手布鲁斯·班耐特
负责。[⑤]作为一种分析工具,RSA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兰德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系列活动。当时中国建国不久,美国军方逐渐开始担心一个共产主义大国在亚洲可能会对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安全威胁。出于这种担心,兰德空军计划开始对在泰国,缅甸,台湾韩国,越南等地的假想战争做了大规模的研究。而人工兵棋推演就是分析这些假想战争的最主要的方法,这也就成了后面兰德公司包括RSAS在内的一系列自动化和电脑战略评估系统的先驱。[⑥]
50年代初期亚历山大.穆德等人主要在兰德公司推动兵棋推演,而后赫尔默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发了SAFE推演系统,[⑦]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然而这些传统的人工兵棋推演一般效率较低,速度慢并且只能处理一种场景。RSAS在1980年四月正式启动,[⑧]直到1992年历时超过十二年。RSAS研发初期所明确的目标是:1.创建一个用于分析和讨论全世界范围军事战略的集成化框架;2.创造可用于测试各种变量的多场景分析能力;3.通过处理平时忽略的因素提高现实分析意识;4.增强对战略动态性的理解。[⑨]相比传统兵棋推演系统,RSAS这种自动化电脑推演系统利用人工智能制作电脑模型,并用这些模型来完全或部分代替人工操作。它不光加快了推演的速度,还能提供多场景以便更好的测试。在90年代初,因为冷战结束和战略环境变化等原因,这个项目被暂停。在以后的两年,项目组对RSAS的两个战区模型(CAMPAIGN-MT和CAMPAIGN-ALT)进行了整合,开发了一个新的集成战区模型(Integrated
Theater Model),[⑩]
并将其用在了对RASA改革后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模拟推演系统–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
(Joint Integrated Contingency
Model,JICM)中,而经过修改后产生的JICM更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从RSAS的开发到向JICM的演变,大量来自各个方面的研发和顾问人员参加了这两个项目。虽然研发人员全部来自兰德公司。但是还有一个工作组,或者具体说相当于顾问组,来自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各军种及中央情报局等情报部门,和包括军事规划、战略分析、苏联研究、电脑专家、情报人员等各个领域。二、RSAS的组成与功能RSAS的出现使得“兵棋推演”更具效率,更严密也更利于战略分析。RSAS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电脑模型以取代人工团队。不同于一般的兵棋推演系统,它的目的是以推演作背景研究,通过模型库来反映、测试并提高战略分析方法。以分析核战略为初衷,这个系统很快被用于国家级战略问题的分析。相比传统注重预测战斗结果的军事模型,RSAS其实是给美军提供了一个研究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实验室。[11]
RSAS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它使分析人员在面对非常多的政治-军事变量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检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和传统的政治-军事推演不同,RSAS是一个自动化和电脑化的推演系统,它可以让传统推演中需要人工操作的功能用计算机自动完成,借助人工监督,人工智能电脑程序可以部分或全部的代替人工操作。RSAS由三个主要功能性部分组成:指挥和政府方
(The Command and Government Agents) 、战役
、RSAS系统软件。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兵器推演系统,RSAS中的红方扮演苏联所主导的联盟。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场景脚本、军方、系统监视器。其自动化推演结构如图1所示。图片 1图1自动化推演结构图联盟红方和蓝方分别由四层模型构成,分别是:国家指挥层(National
Command Level),负责施行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层的职责;总司令层(General
Command
Level),负责执行中央军事和外交行动,执行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超级战区指挥层(Supertheater
Command
Level)和它下属的地区指挥层,代表特定的战区。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模拟红方和蓝方的国家指挥层(national
command
level)的决策。基于净评估办公室对多场景多可能性的要求,红方和蓝方都具有多种备选的“个性”,这些“个性”,也就是国家指挥层的模型被称为“伊万。例如红方有几种可能的行为或个性,分别被称为伊万1、伊万2、伊万3等,这些模型主要用于:l评估。用推演形式的政治-经济模拟的方式来评估军事战略,军队和指挥-控制系统;l提供。为用作训练或探索战略概念而开展的政治-军事战争推演的参加人员提供决策帮助或替身;l学习。学习替代性的威慑,战争升级控制和终止战争观点。[12]场景脚本场景脚本只是一个单层模型。它主要代表第三方非超级大国,而他们一般只是作一些政治决定,例如把本国部队交由红方或蓝方,给这两个超级大国提供从它本国领空穿越和在它领土内设基地的权利。[13]
或者也可能是保持中立,不做任何参与。因此这个兵器推演系统实际上可以是由很多国家参与,但冲突战争基于两个大国和他们各自的卫星国家组成。[14]军方军方作为RSAS系统所包含的一个仿真模型,它自身就是一个由很多种战争和地理模型组成的一个集成软件系统,可以看成是一个比RSAS相对简单的,包含红、蓝两方的兵器推演系统。三、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基于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在RSAS
4.6版本的基础上,经过重大修改而产生的联合一体化应急作战模型是一个集战略和作战两个层面的模拟系统,它沿用了RSAS的数据和模型库,并且还包括全球多个区域的模式和数据,供战略分析使用。JICM的研究人员也明确地说明,这个系统是针对冷战后的战略分析所设计,主要用于对未来战争的评估、武器技术和战术评估等。[15]
JICM主要继承了RSAS在作战模型方面的特性,而其他的一些,例如政治和司令官一级的模型则被JICM放弃了。[16]也就是说从之前RSAS作为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军事模拟,在JICM被降级成为了一个战役级别的模拟系统。四、数据库及模型库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从RSAS到JICM
3.0,已经发展成一个比较容易操作、互动性强的兵棋推演软件。为了RSAS的开发和便于对模型和据库的修改,兰德公司还开发了基于C语言的RAND-ABEL编程语言。这个系统还开发了多种不同的集成战场模型(RSAS
Integrated Theatre Model)。到1992年最后一次的RSAS地图
5.0版本,已经是彩色地图。除了人工智能技术,RSAS还率先利用了战斗建模。作为一个全球兵棋推演和分析系统,RSAS拥有一个包含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的战役数据库,和包含波兰、土耳其、波斯湾和韩国等地冲突案例。从项目一开始一直到1989年的RSAS
4.0版本都是主要用于美苏战略力量平衡的分析,因此系统和数据都基于两极世界而设计。由于1989年后苏联和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特别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因此在1991年出版的RSAS
4.6版设计上开始朝着多极化世界发展,模拟也不再单单局限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17]而JICM更是已经发展为一个全球性,包括全世界多个地区,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模型库和数据库的一个系统。JICM的数据库相当庞大,里面包括地理情况、咽喉点、困难地形和海洋环境、武器性能和人员能力、C3I数据和战役、指挥结构等多方面的数据。[18]五、RSAS与JICM的应用自开始研发,这两个系统已经被广泛用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海军战争学院、海军研究生院、国防大学等部门和机构,甚至如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一些机构也采用了这些系统。[19]RSAS曾被用于美苏战略平衡的研究、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和封锁分析、净评估办公室的朝鲜半岛军事平衡分析、海军战争学院等的模拟推演。国防大学一些课程中被用于联合作战训练,海军研究生院还将RSAS用于课题研究、教学等方面。[20]在对华战略分析方面,兰德公司的《恐怖的海峡?:中国-台湾军事对抗和美国的政策方案》,以及《同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和威慑战略》则是JICM最典型应用。《恐怖的海峡》完成于2000年,对2005年可能发生的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进行了模拟推演,其间,兰德公司甚至还用JICM和商业游戏Harpoon配合对台海冲突进行了推演。[21]六、结语RSAS率先将人工智能和战斗建模技术用于了兵棋推演,作为美军最早的一套自动化、电脑化的模拟推演系统,它不光为净评估办公室和国防部提供了一套有力的系统分析工具,还为美军各个军种和部门提供了高效率的作训和学习工具。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预算紧张的情况下,为美军和政府节约了大笔用于演习和培训的资金。然而这些系统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例如这些系统很难解决C4ISR的问题和数据库形成所需周期过长
(建造它的一个数据库一般需要几个星期到半年的时间)
的问题。另外,对分析人员要求过高也是这种模拟推演系统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到了1990年。离苏联即将解体不到一年了。而美军这时候即将在沙漠地区证明它绝非“纸老虎”。另外,美国这时候已经成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国。并且那时候几乎还没人听说过互联网这个东西。

在红蓝双方完成决策后,紧接着调整对手模型,第三方国家模型和战斗模型,设想不同情况下的对手,第三方国家和战争发展可能性;

[15] 马基维利着潘汉典译,《君主论》第三章“混合君主国”,第6页。

如图5中所示,蓝方小组面临着需要行动决策的冲突情况,开始从兵棋时钟冻结考虑。蓝方小组可以使用军方代理保管的军队状态和军队部署数据,也可以使用场景代理保管的政治世界状态数据。根据这些信息,综合考虑美国的目的和目标以后,蓝方小组准备行动或做出响应。蓝方小组的行动一般包括要求军方代理实施军事行动,给红方代理发送消息,作为其余世界的代理给场景代理发送消息。

十年后,政治注意力都集中在“导弹差距”上。战略思维范型正从大规模报复攻击转向灵活应对。这时候还很少人听说过越南这个国家。然而到了1970年,我们在越南的战争已经过去。我们这时候正和苏联谈缓和关系。并且正把伊朗国国王当作我们在海湾地区的门徒。到了1980年,苏联人正在阿富汗,伊朗正在闹革命。这时候有人开始称我们是“纸老虎”,称当时是我们的“脆弱期”。美国当时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债权国。

在制定和测试军事理论方面的运用

如今,中国正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包括军队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在调整结构,磨砺改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筹于未来。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行动之初战略规划与战略评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山的那一边是什么?无人知晓,只有系统性地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考虑进去,才能使我们少走弯路,提高我们战略规划的实际效能。意料之中的意外。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还用于支持美国国防大学已超过六年以上的协同盟军多兵种联合作战课程。每个学期的12周内,每周安排一次该课程,每次两个小时。在这些课程中,已研究了美国中央空军司令部、北方空军司令部、南方空军司令部、波斯湾、土耳其和朝鲜半岛的作战。兰德战略评估系统也用于支持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课程。

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军队改革中使用的“摸着石头过河”,以试验区、试验框架等方式,由点到面小范围改革,提取成功经验后再扩展到更大范围,这本身也是一种降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的好方法。但我们仍然缺少系统性地对不确定性的分析,以及在应对不确定性的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方面的研究。在如何改进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的方式、工具以及分析框架等方面,马歇尔及其净评估办公室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一是他们针对不确定性摸索出了很多具体实施的方法与工具;二是马歇尔本人和净评估办公室一直致力于在战略研究界和决策层推广对不确定性的正确认识,以使他们更明确不确定因素对于战略规划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7] Robert D.Howe,David A.Shlapak,Carl M.Jones, Adapting the RAND
Studiegy Assessment System to Force Assexxment Studies in the Joint
Staff
, R-3849-JS,The RAND Strategy Assessment Center,1999.

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规划中的重要性

设计思想

[1]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London: N. Trübner, 1873.p . 86

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牵头的针对苏联的竞争战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是一个致力于改进战略的项目。[18]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这一对美国最大的现实威胁消除后,他又支持一系列多情景研究项目针对当时美国对于未来安全环境和如何规划面对太多不确定性。多极时代会是什么样子,国家的安全威胁会来自哪里,会是什么样的威胁。这些研究也最终成为重返亚太的主要动因。例如《战略不确定性下亚洲安全挑战规划》项目就充分使用了多情景来描绘多种可能性,以增强净评估对于未来亚洲安全环境不确定性的把握。[19]又如在《亚洲2025》研究报告中,马歇尔认为:“这次夏季研讨结果表明虽然一些长期趋势能够被用于预测和揭示未来,我们仍然可能会遇到一些事件非线性发展和其他力量对亚洲环境影响所带来的意外。”[20]

摘要: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是一套基于作战模拟和建模分析的自动化、电脑化的兵棋推演系统,用于改善美国国防部的战略分析方法。本文对该系统的发展历程、设计思想、模型结构、推演过程及其应用进行了梳理分析,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理解、使用,以及该系统的模型能力和运行规程。

[9] Krepinevich, Andrew F ; Watts, Barry D, Regaining Strategic
Competen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WASHINGTON
DC,2009,p.36.

在联合作战演习和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方面的运用

[12] Albert J. Wohlstetter et al., “Nuclear Heuristics Selected
Writings of Albert and Roberta Wohlstette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

兰德公司接此任务后,首先成立课题工作组,进行战役分析、制定分析性战争计划、规划和实验设计等具体工作,其回应任务分配的活动的过程模式如图6所示。

[7] “Pentagon Report on Implementation of Taiwan Relations Act-US
Reaffirms Commitment to Taiwan’s Defensive Capability”, Executive
Summary of Report to Congress,

[1] A. W. MARSHALL, A Program to Improve analytic Methods Related to
Strategic Forces,
Elsevier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Policy Sciences 15 47-50.

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至关重要,但却往往在战略规划中容易被忽视,小事件引发大问题,在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如何充分认知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性,如何降低不确定因素对战略规划所带来的影响,是着名战略家长期关注并强调的问题。本文就上述问题,对中外一些着名战略家对于关于不确定因素的讨论做简要梳理与总结,同时着重对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如何针对不确定因素在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方法中做出的努力进行介绍,为我国战略规划部门和规划者提供借鉴。

作为自冷战结束后引领美军转型的灵魂人物——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一直依赖基于情景的规划方法如兵棋推演来分析各种军事问题。马歇尔本人早在兰德公司就涉及对战略竞争、场景模拟的研究,受他个人背景和分析风格影响,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一般不会只提出一种观点和可能性,也不会急于下结论。马歇尔曾告诫净评估办公室每一个成员不要轻易下确切的结论,不要说这件事情一定会这样或那样发展,也不要说我确定什么,每个分析员都需要提出其他可能性和一些不确定性。净评估办公室本身虽然不制定战略,但是它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要给战略规划者和决策者们提出多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以使他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能考虑得更周到,从而使美国在同对手竞争中立于不败。“识别正在形成的,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地位的战略问题。”是马歇尔在兰德公司就创立的长期战略竞争性分析方式,以期在战略问题形成初期就能识别它,并为最高决策层提交这些战略意图的发展趋势报告——这就是马歇尔净评估的精髓所在。

[14]同上,第630页。

显而易见,这些成果为马歇尔提倡和推动“空海一体战”概念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我们不难发现,马歇尔的同事,那些曾经在净评估办公室工作过,或者助其做过研究课题的人,很多也都很注重不确定因素,这并非偶然。例如,在兰德公司期间曾受到马歇尔指导过的着名军事分析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在其后来发表的一部研究珍珠港事件的着作中,就反复地强调了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又例如,马歇尔的前军事助理,空军上校杰弗里·巴内特在1996年的一份预测和分析未来太空作战的专着中,开篇就指出:

一、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设计与结构

由以上古今中外一些战略家和学者对不确定性的认知,以及马歇尔净评估方法对不确定因素的把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战略评估和战略规划者必须对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有正确认识;二是无论如何努力预测、规划,总会有没有预想的情况发生,一个好战略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能尽可能地减小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保持其开放性,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随时进行相应调整,而不能期望事态会随自己所规划或预想的方向发展;三是为更好应对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决策者应加强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培养未来决策者或者分析人员的风险意识;四是加强研究和改进相关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提高应对不确定因素的效率。

图片 2图2
国家指挥层决策过程模型
[3]**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国际战略还是军事战略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但纵观中国战略研究界近十年来的成果,过多关注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分析,过多注重对中国高层政策与国外主要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而缺少前瞻性战略评估和对未来安全环境的客观研判。尽管近几年来,中国战略研究界也开始注重预测与规划,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过犹不及的情况。例如,将预测与规划等于可能性,缺少对不确定因素的考虑,当遇到突发事件时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尽管在多场景分析上,电脑模拟可以帮助我们假设多种可能性,设计无数模型,加快分析速度,但在使用的同时我们忽略了他们的局限性,而导致过分依赖运筹学、用量化的方式去做战略分析与评估,或过分信任计算机模拟和分析结果等现象。

这次的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是和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同时运行的。希望能在最后找出哪些模型可以用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模型替换,以及如何替换,并且找出兰德战略评估系统需要改进的地方。在项目开始时,研究人员并没有对那些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参数和系统需要调整的预期,只是希望在项目结束后能清楚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是否能复制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现有的模型。而在运行过程中,分析人员只会调校兰德战略评估系统以适应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而不会改变它现有的战术作战模型和海军模型。总武装力量能力评估主要运用的战区跟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CAMPAGIN-MT相似,因此主要工作投入到调整主要战区模型,而CAMPAIGN-ATL使用和调整到的非常少。

十年以后,华沙变成了北约的首都。非对称威胁已经超越地界。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高密度能量源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在1978年8月,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对美军战略平衡分析评估能力做了一个全面评估。他们在最终评估结果报告中也建议开发一个以“兵棋推演”为基础的分析方法,以弥补当时分析方法所存在的不足。1979年国防部正式批准由净评估办公室总体负责该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作为净评估办公室的负责人,安德鲁•马歇尔就方案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1]一是能以推演形式,对战略、军力和军力平衡进行分析与评估,并能对作战计划进行测试;二是能提供一个可用于评估和比较美苏之间战略部队能力的灵活分析工具;三是对战略评估的全面评估需要包括评估美国盟友及其他第三方国家的看法和观点;四是用户应包括与军事力量、项目分析和作战规划的净评估有关的机构。

在我们着眼未来战争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任何预测都将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任何对未来战争的预测都需要暗含对时间、敌人、地点和目的的假设。我们需要知道战争发生的时间才能预测到时候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科技;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目的才能预测国家需要对战争进行什么级别的投入;我们需要明确敌人是谁才能建设最合适的战略战役,和处理好防卫与攻击的重心。最后,我们需要知道战争的地点才能明确作战目标的类型和数量。以上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未来战争的本质和形式。然而,以上所有因素都是不可能提前知道的,因此任何对未来战争的看法都会是相当局限的。[8]

如果说兵棋推演的核心价值在于“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计划,而且促使人们比敌人思考更多,反应更快,从而获得重要的先机优势”的话,那么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的核心价值,就是“开创了现代美国战略评估与战略分析的新思维、新方法、新时代”。正是兰德战略评估系统率先将人工智能和作战建模技术用于兵棋推演,作为美军最早的一套自动化、电脑化的战略层级推演系统,该系统及其后续版本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不仅为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和其他军事部门提供了一套有力的战略研究分析工具,还为美各个军种提供了高效率的作战训练和学习分析工具。

[23] Paul K Davis, Steven C Bankes, and James P Kahan, A New
Methodology for Modeling National Command Level Decisionmaking in War
Games and Simulations(Rand Corporation, 1986).

机构名称

国防部长办公室净评估办公室

于1987年安装本系统

国防部长办公室项目分析和评估办公室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参谋长联席会议J-8能力评估部

于1986年安装本系统

参谋长联席会议J-8核力量分析室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国防情报局国防预算办公室-DN1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国防情报局国防预算办公室-6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91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6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7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6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7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8年安装本系统

于1989年安装本系统

于1993年安装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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